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用扣針制造業的經典案例闡述了勞動分工在促進專業化和生產力提高上的重要性，并指出市場的廣狹程度會限制企業分工的程度。在全球化開始之前，受國內市場大小及生產要素流動不便等因素的限制，勞動分工往往發生在國家內部甚至是企業內部，如早期的美國福特工廠。然而，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全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實現高效配置成為可能，企業的產業鏈與供應鏈逐漸脫離了企業內部和國家內部的狹小范包養圍分工，全球化供應鏈、產業鏈成為常態。跨國公司通過借助其他國家生產要素優勢，將低附加值產業外移，以實現國內產業轉型升級。中國加入包養網車馬費世界貿易組織后，憑借其勞動力成本低廉和土地資源豐富的優勢，吸引大批外資、外企在中國布局產業鏈、供應鏈，通過促進勞動密集型的大規模生產一舉成為世界工廠，就是全球化背景下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延伸實現全球層面的勞動分工的最好例證。全球層面的勞動分工帶來了全球層面的同業競爭，競爭又促進創新和增長，尤其是對于產業中接近技術前沿的企業而言，競爭對創新與增長有正面作用。同時，以比較優勢為依據的全球層面的勞動分工，又確保了生產要素的高效流動，有利于產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因此，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延伸實現全球層面的勞動分工，將在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助力中國跨越“中等包養網技術陷阱”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西歐、美國、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都成功跨越“中等技術陷阱”，通過內部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了發達經濟體。在當前外部環境欠佳，中國企業面臨被束包養感情縛在中等技術水平、有可能陷入“中等技術陷阱”的情況下，探索西方企甜心寶貝包養網業技術進步機制、西方企業制度優勢，學習西方企業成功經驗尤為重要。
當代中西方企業制度對比
中西方企業開放程度分析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20世紀80年代的“請進來”政策，還是20世紀90年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的“接軌”政策，亦或是21世紀的“走出去”，在國家宏觀層面的一系列開放政策都對企業的開放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企業改革和發展都是在國家宏觀開放政策的環境下進行的，各類企業吸引外資和本身的“走出去”都體現了中國企業在宏觀層面踐行的對外開放。中國實現經濟高速發展，及其各個領域的技術進步，都離不開企業在國家宏觀開放政策引領下和對西方發達國家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模仿和學習。不過，如果比較當代企業在內部運作層面的對外開放程度，也應當看到，在企業運營機制這一微觀層面，中國的企業開放程度和西方還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概括來說，西方企業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中擁有一個開放的企業系統。開放的企業系統既包含宏觀層面上的相關開放政策，也包含微觀層面上的企業運營機制的開放。宏觀層面的相關開放涉及國家政策，在此不做過多討論。本文聚焦開放的企業系統中微觀層面的開放，即以市場為導向的開放企業運營制度，企業通過開源和全球化的供應鏈、產業鏈布局，實現技術、人才層面的開放，進而實現生產要素在全球的高效配置以達到效率的最大化。
對比中西方企業的內部運營機制會發現，西方企業的開放性體現在對同業企業的技術開源、對世界人才的積極吸引等各個層面，總體上看西方企業更注重激勵創新，通過技術競爭和交流以實現產品附加值的提高，同時對除商業機密和核心技術外的信息實行企業間的互聯互通，積極推動行業規則的制定，從而競爭產品定價權。而中國企業之間雖然也在技術開源、人才吸引層面積極嘗試，但因企業制度發展尚不成熟，目前仍是關聯較少的相對封閉系統，相比與同業企業合作制定行業規則，更注重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和市場份額的爭奪。
西方企業之間是以市場為導向的開放型企業制度，政府發揮有限的作用。以技術開放為例，技術開源作為一種最典型的技術開放形式，在西方企業間十分常見包養女人。例如，特斯拉公司CEO馬斯克開放所有專利，并在甜心花園推特（Twitter）上公開推薦算法源代碼，以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包養妹。2023年10月31日國際測試委員會（Bench Council）在官網公布了“世界首個開源貢獻榜”，依據1961—2021年的開源成果數據，在確認開源項目主要貢獻者的基礎上統計貢獻分數形成了開源貢獻50年機構榜和國家榜。中國各大企業和機構近些年在技術開源領域保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而在開源國家榜單中名列第2位，僅次于美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該榜單中獲得了97.67的高分，中國的得分僅為6.00分。此外，在機構貢獻榜單中，有102家機構入圍，其中美國機構為59家，中國機構為9家。兩國包養合約企業在技術開源層面仍然存在顯著差距。而開源技術本身也是實現技術全球化的一個動力機制。西方企業通過技術的開放，促進同業企業的交流，在技術成果向全球外溢的同時，以開源的技術作為向上競爭的起點，共同包養網研發促進產品技術升級，相比起以低廉的價格換取市場份額，產品附加值的提升更為重要。
當前，中國企業盡管通過國有企業改革等形式來推動企業進步和發展，尤其是民營企業也在積極推動開放合作，但是目前開放程度仍然不足。相對來說，中國企業之間仍是以市場和政策為導向的。相對封閉的企業制度和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使得政府在其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隨著近幾年國有資本急劇擴大投資，國企和央企占據了大量利潤豐厚的領域資源，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進一步被壓縮，在一些產能過剩的產品領域，民企同質化競爭加劇。這種競爭往往不是競爭與合作并行的、以增加產品附加值為目的的良性競爭，而是價格競爭大于技術創新的相對封閉的惡性競爭。從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現狀便可發現問題。據2023年3月新能源市場廠商銷量數包養情婦據顯示，在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中，比亞迪的市場份額為33.9%，特斯拉（中國）占比14.0%居于第2位。然而，比亞迪領先的市場份額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走薄利多銷的市場營銷策略。因此，當特斯拉（中國）在2023年一季度因降價導致凈利潤同比下滑24%的情況下，還是實現了11.4%的營業利潤率，而比亞迪的低價策略使其2023年第一季度凈利潤雖同比增加了411%，卻還是只實現了3.65%的凈收益率。國內新能源汽車企業這種互相封閉、壓低利潤率惡性價格競爭的現象，給整個市場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危機。據在滬深兩市23家上市新能源車企2023上半年財報數據顯示，15家在2023年1—6月實現盈利，仍有8家車企面臨虧損。而新能源汽車企業只是中國眾多產業領域企包養業之間競爭現狀的一個縮影。由于缺乏同業企業間開放的技術交流，競爭往往演變為不向上比技術升級，而是向下比價格優勢。久而久之，封閉的競爭體系無疑將阻礙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和企業附加值的提升，導包養app致技術升級難。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中國企業間的相對封閉關系主要由3個原因導致：① 現行體制機制中的不合理部分是造成當前中國企業之間相對封閉性的制度因素。當前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的行政阻隔和行政邊界，帶來了地方企業之間的邊界，邊界導致了封閉性，而開放是沒有邊界的。此外，地區之間財政的獨立性也使得地方政府出于地區經濟發展的考慮，不鼓勵甚至會阻止跨地區企業的互聯互通，無形中加劇了企業之間的封閉性。② 中央企業及各級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類似于放大版的家庭自留地制度，使得國有企業缺乏創新和開放合作的內生動力。國有企業的特殊性質使其在地方經濟發展中肩負著超前投資及承擔部分政府職能等使命，國企上繳的利潤和稅收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國企的收入又來自于銀行為其提供的資金投資。國家與市場之間有限的交易，盈虧都是國家的錢，使得國有企業缺乏與其他企業開放合作溝通、共同促進創新與技術升級的內生動力。③ 國有企業管理者任期的限制促使國企的投資目標短期化。國有企業管理者的有限任期使得管理者往往傾向于投資能夠在短期得到回報的領域并實現市場擴張，而非能夠促成長期技術提升的技術創新或者技術競爭。
企業的產業鏈、供應鏈戰略是企業內部運營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該領域同樣存在中西方企業間技術層面開放程度的差異。概括地說，西方開放的企業系統使得西方跨國公司實現包養了供應鏈和產業鏈開放向全球延伸，在全球性競爭環境中遴選供應商，達到全球層面的勞動分工。中國企業供應鏈、產業鏈布局則更多是企業內部的自研自產自銷或者國內范圍的供應鏈、產業鏈延伸，延伸往往遠不及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通過新能源汽車產業和互聯網產業的中西對比都可以看出這一點。
新能源汽車與互聯網產業分析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踐行的是相對封閉的供應鏈、產業鏈戰略，追求零部件自供，打造垂直供應鏈體系。以比亞迪集團為例，通過比亞迪電子（國包養軟體際）有限公司、弗迪精工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負責幾乎所有主要零部件的研發生產。西方企業如特斯拉公司則追求開放，擁有面向全球化的產業鏈、供應鏈布局。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目前國產化率已經超過90%，基本實現了全面的國產供應商替代。特斯拉美國工廠的供應商列表顯示，2021年美國地區特斯拉Model 3零部件供應商為110家，包括50家美國本土供應商和60家來自16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供應商（圖1）。50家美國境內的供應商也分布在美國17個不同的州。反觀比亞迪集團的供應商列表，2022年比亞迪一車型供應商僅為29家，其中僅有6家為海外企業。特斯拉集團僅自供高級駕駛輔助系統（ADAS）域控制器芯片等高附加值的核心產品，而比亞迪除動力電池、絕緣柵雙極型晶體管（IGBT）等核心產品外，將門把手、方向盤、線束等低附加值產品也通通歸入了內部生產線。從上述例子可看出，雖然供應鏈戰略存在成本控制、供應鏈安全等多方面的考慮，但就供應鏈的開放性而言，中西企業仍在差距。
在互聯網產業，中、美兩國互聯網公司引領世界互聯網產業發展的格局。然而，中、美互聯網企業在前沿技術研發、產品附加值層面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而這些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雙方互聯網企業開放程度的差異。中國互聯網企業之間的封閉性表現為意圖通過壟斷搶占更大的市場份額，獲取利潤，以及企業的產業鏈、供應鏈和企業海外市場的開放延伸不足。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跨國屬性和國際化程度都與西方存在明顯差距。以外包供應商為例，近年來由于東南亞國家在人力資源成本、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IT技術人才數量層面的優勢，印度、菲律賓、越南逐漸成為了外包軟件開發排名前列的國家。西方互聯網企業如微軟、思科、甲骨文等公司紛紛選擇外包業務至東南亞國家。微軟公司在2004年起就開始將軟件開發和客戶支持業務外包給印度，2023年又相繼宣布了與印度Infosys公司合作加快企業云轉型。中國互聯網企業雖然也展開了眾多技術外包業務，但在選擇外包商時往往傾向于國內的外包團隊。IT外包公司排行前列的中軟國際、軟通電力、博彥科技等公司無不是總部設在中國的企業，暴露出企業技術和人才開放層面的不足。僅僅選擇國內外包公司，就會使得企業在人力資源整合和國際化運營服務方面出現短板。
從技術、人才、規則規制看開放的重要性
以新能源汽車和互聯網產業為縮影展現出來的中國企業間以封閉競爭取代開放競爭的現狀已經對企業技術創新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具體有2點：①生產活動內部化，犧牲了企業的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競爭環境；②內部封閉的供應鏈體系導致企業依賴企業內部勞動分工，難以整合和利用外部的資源用以實現產品的技術升級。
從技術開放層面看，對封閉供應鏈的企業來說，在研發成本并非無限的情況下，只有附加值最高的核心制造產品才能得到研發投入以實現技術創新升級，其余自產自銷的零部件不僅缺乏同類產品競爭壓力，也缺乏研發關注和資金支持。因此，企業核心產品或許可以得到技術升級，非核心的零部件卻很難實現價值提升。開放供應鏈的企業則相反，在將有限科研經費專注于核心技術自主研發的同時，將其余產品零部件的技術研發升級交給全球市場，在包養網全球同類商品供應商競爭的環境下挑選最合適、最優良的產品。激烈的競爭促使供應商更加注重產品的技術升級以獲得比較優勢，助推了企業整合全球資源，企業可以同時實現核心技術升級和其余零部件的附加值提升。
從人才開放層面看，人才的封閉性導致企業難以利用全球人才資源與西方企業競爭。中國企業可以有效撬動國內的人力資源，卻難以整合利用海外如東歐、印度的專業人才，也因而難以與美國在核心技術研發中取得優勢。
從規則、規制制定的層面看，企業間的封閉加劇了中國推動行業規則制定、參與制定國際規則規制的難度。封閉性使得企業失去了達成共識制定標準，并將標準推廣的意識。如互聯網企業，中國在互聯包養網產業的領先優勢并沒有轉化成其制定行業規則的能力。目前全球通行的互聯網規則中，由中國牽頭制定的少而又少。因為規則的設立和推廣的必備條件是平臺的兼容，是普適推廣，而封閉導致互聯網企業之間缺乏合作共同探尋規則制定的動力，連國內平臺的兼容都無法做到，就更難以實現與海外其他平臺的兼容。包養網心得企業技術標準不同，運用規則不同，盡管加總之后的量很大，但大而不強。因此，當西方國家企業在合作競爭中率先設立了行業標準并推廣至國際，封閉的中國企業只能選擇踐行西方制定的全球通行的標準規則。
不管是從技術、人才還是規則、規制層面看，封閉都會對企業的技術創新帶來不利影響。要改變當下中國企業間的封閉狀態，亟需構建一個開放的企業系統，通過企業產業鏈、供應鏈向外延伸，實現全球化的產業鏈、供應鏈的布局，塑造一個企業內部產品技術的競爭機制，并以技術競爭推動技術創新。
構建開放企業系統的一些建議
目前，無論是從價值鏈、產業鏈還是供應鏈的角度看，中國都處于一個中等技術水平。通過國內政府、企業的大量資金投入和國外企業技術開源的助力，這些年來中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互聯網等關鍵領域實現了快速的增長。然而，“國外一開源，國內就自主”的這種模仿式創新無法使中國企業在應用技術領域實現自“4—8”刻度到“8—10”刻度的技術進步，更難以實現“從0—1”的技術創造。如果不能改變這個局面，中國企業就容易被束縛在中低等技術水平，陷入“中等技術陷阱”。通過中西方企業制度對比發現，開放這個要素在推動西方企業實現產業技術升級，助力國家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誠然，由于在發展階段、歷史文化、技術水平等要素上存在差異，中西方企業的開放度存在差距無可厚非，在企業開放度和獨立性之間保持平衡也十分關鍵。然而，縱觀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進程會發現，走向企業開放往往是歷史經驗中的必然。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包養網家，當時的德國、法國屬于較落后國家，因此在初始發展階段往往實行重商主義、貿易保護主義 ，而當本土企業成長起來后，就走向了開放。美國在建國早期，漢密爾頓包養也主張實行重商主義，而在企業逐漸成長起來后，也選擇了開放。亞洲的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的發展路徑同樣如此。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采取保護主義，改包養俱樂部革開放之后也逐步實現了宏觀層面的企業開放。改革開放40余年，中國已經到了走向更高層次開放的階段，即通過構建一個開放的企業系統，達到企業微觀運營層面的開放，并最終實現整體技術升級，避免企業被困在中等技術水平。
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實現技術升級，存在2種方式——產品技術升級和產業技術升級。不論是哪種升級，企業自身與其他企業合理的供應鏈、產業鏈勞動分工都是十分重要的。內部封閉的全產業鏈包辦的企業內部勞動分工注定只能利用公司內部的有限資源，而企業開放供應鏈、產業鏈，自身聚焦產品高附加值部分，延伸低附加值產業鏈、供應鏈至全國、全球范圍，則會使得企業可利用和整合的資源大大增加。必須意識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整合資源實現技術升級方面，企業內部的勞動分工不如國家內部的勞動分工，國家內部的勞動分工不如全球范圍的勞動分工。學習西方企業對待供應鏈的開放態度，通過開放延伸的供應鏈、產業鏈，推動實現更合理、專業化的勞動分工以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是構建開放的企業系統的重要一環。開放的企業系統的構建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發揮作用，以實現3個層面的開放。
企業之間的開放
實現第一個層面不同類型企業之間的開放，要求企業在布局產業鏈、供應鏈時避免“泛安全化”，企業的相對獨立性很重要，但要避免出于供應安全考慮打造內部封閉的全產業鏈結構。因為通過惡性競爭價格優勢獲得的市場份額無法實現核心技術的升級，只能使得企業“大而不強”。實現技術升級的關鍵是提高企業產品的附加值，而提高產品附加值就要求企業開放，將戰略重心放在“微笑曲線”的兩端。因此，企業應當向西方企業學習打造開放的供應鏈系統。掌握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是必要的，但是對于非核心技術的部分，應當考慮開放，延伸供應鏈、產業鏈至國長期包養內中小型企業和全球范圍。大型企業聚焦產業前沿核心技術的研發，將低附加值的產品供應從內部剝離，讓渡空間給在這些環節具有比較優勢的中小型企業，實現不同類型企業之間的開放。一方面對于產業前沿企業來說，低附加值的技術對于產業中下游的企業來說可能是前沿技術，讓渡空間給中小型企業可以給予他們創新激勵，同業企業之間的競爭環境也有利于倒逼中小型企業為了保持競爭力“被選擇”而更加注重產品的創新技術升級。另一方面，供應鏈向中小型企業的延伸會促進更精細的勞動分工，實現專業化生產，也可以確保全產業鏈、全供應鏈環節的研發制造都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推動技術進步。
政府應當通過立法層面的介入促成不同類型企業之間互相開放。通過包含反壟斷在內的公共政策干預以實現企業之間的競爭“疏通”，克服反競爭阻力，造福于消費者和促進創新在美國政府處理與企業關系時非常常見。可以說，美國企業之間的互相開放離不開政府通過“反壟斷”政策和立法的干預。例如，微軟和Java之間的反壟斷案，政府的反壟斷干預迫使微軟開放面對Java作為新興技術帶來的壓力，與其他操作系統公平競爭。毫無疑問，競爭和創新是齊頭并進的，行業巨頭通過壟斷“阻止競爭”，是企業出于利益考慮的自然行為。但是封閉和行業壟斷將導致行業的創新能力大大下降，難以實現技術進步。因此，僅僅依靠“逐利”企業自身實現開放并不現實，政府應在出臺相關政策、立法干預要求企業互相開放上發揮作用。
國內各區域之間的開放包養
構建開放的企業系統，還需實現第二個層面即國內各區域之間的開放。以中國東西部地區為例，中國東部地區有發達的民營經濟，有技術、資本和管理優勢，但面臨著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急劇上漲的問題，而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土地、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當前東部地區正面臨著如何通過高階產業替代次階產業實現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東部地區需要騰出產業升級市場空間，西部地區也希望實現低階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在此背景下，將東部地區失去競爭優勢的部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相關的供應鏈、產業鏈延伸至西部地區值得考慮。借助東、西部各自的比較優勢，既可以帶動西部經濟發展，有效減緩部分制造業的外移的風險，又可以實現東西部地區的專業化勞動分工，使得東部資本集中發展高附加值產業的核心技術研發制造，西部地區通過打造區域產業鏈集中進行大規模專業化制造，共同推進產業技術升級。
然而，現行存在行政阻隔、財政阻隔的行政體制對企業產業鏈、供應鏈的延伸制造了很大的阻礙。地方政府之間惡性競爭現象嚴重，即使是同一市級下屬的不同區之間惡性搶奪“GDP”的事件也屢見不鮮。由于經濟指標壓力，地方政府從地方經濟數據的角度出發，不管是對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政府都缺乏動力鼓勵企業延伸產業鏈、供應鏈至市外、省外，而是盡可能將企業留在市內、省內。這對更精細化的產業鏈、供應鏈勞動分工以實現產業技術升級帶來不利影響。
因此，政府應通過積極推動市級統籌、省級統籌和國家統籌，打破現存的行政阻隔，促進國內區域之間企業勞動分工，助力東部企業逐步延長其產業鏈、供應鏈至西部地區。
各地級、省級政府應推動地級、省級統籌建立區域共同市場。地方政府應綜合考量轄區范圍內不同區包養女人（縣）、市的產業優勢及資源優勢，依據各區域的特征制定發展方向，避免多區域發展相同核心產業的惡性競爭。以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的9個城市為例，當廣州已經在著力打造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同在大灣區的深圳也在建設深圳的生物醫藥創新產業園，兩大城市重點發展產業的相似性，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灣區內的惡性競爭，地方政府競相用大力度的政策吸引同一批企業、資本進駐，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為避免類似的地方低效資源利用，省級政府應當積極統籌各個市級政府，推動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共同市場，依據各個城市的現有產業模式及各自優勢制定多樣化的戰略發展方向。如在生物醫藥產業層面包養，廣州可以著重發展生物醫藥新基建、藥物研發，深圳則可以抓住自身的制造優勢，關注高端醫療器械、設備制造環節，通長期包養過省級統籌，實現廣深之間的勞動分工，提高資源利用率。
應在省級統籌打造區域共同市場的基礎上推動建設全國統一市場。因為不管是長三角一體化的實現還是東西部地區通過產業鏈、供包養網ppt應鏈延伸實現勞動分工都需要在省統籌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統籌。以大型央企、國企為例，如果缺乏中央政府進行國家層面的統籌，國企“地方政府自留地”的特性會限制其實現缺乏競爭優勢的產業鏈、供應鏈向省外、向西部地區延伸的可能性。概括來說，企業供應鏈和產業鏈在全國范圍內的延伸取決于省級統籌、國家統籌的實現以及區域共同市場和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
面向國際開放
第三個層面的開放，即面向全球的供應鏈和產業鏈系統開放也是企業實現技術進步的路徑。具體表現為將部分企業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供應鏈、產業鏈延伸至海外市場，如東南亞國家。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勞動力、土地、環保、能源等成本的上升使得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重要基地的地位似乎逐漸失去了吸引力，近年來越來越多包養的制造業企業開始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到包養app成本更低的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甚至選擇直接關閉在中國大陸的工廠，這種變化趨勢引起了國內對中國制造業外流的擔憂。然而，針對這一現象，需要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待。需要意識到，中國要避免外流的是高端制造業，低端制造業的外移其實是經濟體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實現產業升級的必經之路，或者說是從數量型經濟發展轉型至質量型經濟發展的必然。觀察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會發現，不管是歐洲國家還是美國，都經歷過大規模的制造業轉移，尤其是紡織業等低附加值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中國制造業的迅速發展，得以實現高速的數量型經濟發展，正是得益于歐美制造業的外移。因此，應當動態地看待產業鏈、供應鏈外移這一現象。尤其是在當前外部環境存在包養網風險，給予外向型企業無形壓力的現狀下，為了中國產品更好地出口國際，包養金額企業更好地走向國際化，在吸引核心產業留在中國的同時，將部分產業鏈、供應鏈開放延伸至東南亞國家不僅不可避免，也是值得鼓勵的。
中國早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跨國企業數量和企業總體國際化水平上都與歐美有著很大的差距，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其相對封閉的企業系統。因為中國企業的產品出口大多偏向于整產品出口，與國際市場和國際市場中的消費者缺乏相關性，難以打開海外市場。而歐美跨國企業則通過其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布局，深入地方經濟，打開海外市場，通過海外市場的回報反哺國內的技術升級研發。因此，在美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卡脖子”和“脫鉤”的方式將中國趕出全球供應鏈體系的今天，“西方禁止什么我們就自己生產什么”這種技術層面全面的“替代戰略”從長遠看不可行。隨著全球勞動分工的細化和深化，國際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共生發展的格局，只有與世界深度融合的產業鏈、供應鏈才能保持穩定具有韌性。因此，中國通過開放將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延伸，主動與世界市場“掛鉤”，將自己綁定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還是大趨勢。
根據目前產業發展現實趨勢，中國企業應當考慮延伸供應鏈、產業鏈至東南亞國家。通過借助東南亞在土地資源、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在東南亞設立工廠，啟用本地的供應鏈，進行部分零部件產品的加工制造，或是積極與東南亞服務企業合作，借助東南亞的專業技術人才優勢，外包部分技術服務，在幫助國內企業規避外部環境帶來的政策風險的同時，帶動當地就業和經濟發展，增加產品與當地消費者的相關性，從而有利于企業海外市場的開發。企業在國內則可以集中投入產品的核心技術研發與升級，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設立工廠，中國企業應當注意避免出現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假開放”，即工廠設立在外國，但仍然大量聘用國內人員，大批使用國內供應零部件的行為。這樣的產業鏈、供應鏈延伸無法給當地帶來新的經濟活動和新的就業，地方政府和民眾都沒有獲得感，反而會對企業走向海外市場帶來負面的影響。
在當前全球化與現代化逐漸背道而馳，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外部環境面臨壓力的大背景下，中國想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面臨著許多阻礙。中國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的主體部分，自身想要實現技術升級也面臨著許多挑戰。總結西方企業的成功經驗，可以確認的是，保持開放、堅持開放，構建開放的企業系統，是實現企業技術進步的關鍵一環。構建開放的企業系統，需要企業通過延伸產業鏈、供應鏈，實現企業之間、國內區域之間和面向全球的3個層面的開放。同時，除了企業自身應保持開放實現觀念、戰略的轉變，政府也應通過政策、立法干預，實現省級、國家級統籌推動建立全國統包養網ppt一大市場，以達成更精細化的全國、全球層面的勞動分工助力企業完成技術升級，引導國家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徐蘭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人文社科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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