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不久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包養網心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其中在扶貧領域的目標為：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民進中央2016年度專題調研課題，將為中央全面脫貧目標貢獻智與力。
10月25日至26日，民進中央2015年參政議政年會在京召開。歷時兩日的民進年會，除了交流各專委會2015年度工作情況，更重要的議題，是2016年度的“扶貧”大調研。
2016是民進參政議政工作主題年，這一年民進的大調研將落點于“貧困”與“脫貧”。年會上，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洪天云結合扶貧問題介紹了有關情況，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專家劉奇對扶貧問題進行了鞭辟入里的解讀，民進會員代表也紛紛提出獨到見解、建包養議。
“我們已經用盡了一切‘便宜’的辦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扶貧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6年以前的“普惠式扶貧”；第二階段是1986年到2002年有組織、有計劃、有重點的扶貧，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設有扶貧辦；第三個階段是2002年至今，自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城鄉統籌，扶貧就不光光是扶貧辦一家的事，所有涉農部門都有此任務。
“第一個階段效果最突出，最明顯，一下子解決了幾億人的貧困問題。五個一號文件作用太大了。”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專家劉奇介紹，“改革開放后的普惠式扶貧主要是包養放寬政策。五個一號文件里‘可以’‘允許’這樣的詞匯，出現了38次，都是圍繞放寬政策的。一直到90年代，這些政策又增加了一些。”
他把這總結為“五個放活”。第一個是放活土地，由生產隊到家庭生產；第二個是放活經營，取消統購統銷，農民可隨意購種種糧；第三個是放活領域，農民不僅可種地還能務工經商；第四個是放活空間，農民可進城甚至出國，以前進城至少要過“生產隊長批準”“公社介紹信”“糧票”三關；第五個是放活組織，農民可自由發展各種專業合作社。
“我們的致富與政策的放寬關系非常大。用杜潤生老先生的話說，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出來后，我們已經用盡了一切‘便宜’的辦法。”包養站長劉奇說，“今天再解決三農問題就需要拿出真金白銀，馬上兌現，不然這個問題就很難。”
“十三五期間我們國家的扶貧工程，其實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認為，脫貧的難度實際上是越來越大。現在沒有脫貧的7000多萬人口，基本上分布在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產業基礎非常薄弱、教育科技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社會化程度都非常低、甚至是各種疾病頻繁發生的地區。
“相對貧困現象越來越嚴重。從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這幾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確實在縮小，現在已經降到三倍以下，但是，2億多農民工被統計為城鎮人口，包養價格ptt他們的收入卻算在農村居民收入，短期包養這就是人為地從統計數據上縮小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如果按照城鎮居民人口來統計的話，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定還在三倍以上。不僅如此，按照‘臺灣包養網五等分’來分析收入差距，最富裕的20%和最貧困的20%收入差距現在還是在增加，尤其是財產收入的差距在擴大包養網。”蔡繼明說。
蔡繼明認為，返貧的概率也在提高。無論是遇到自然災害，還是重大疾病，原來貧困的脫貧的人口還要再次陷入貧困。
“外力拿走太多，給予太少”
“對于包養故事個體貧困而言，確實存在文化技包養金額能差、傷殘病等自身原因，但對于區域性群體貧困而言，外因是決定因素。今天的農民個人生活被卷入整個經濟社會環境，深受影響，特別是在區域性群體貧困的問題上，外力作用成了決定貧富的關鍵。全國包養行情現在592個扶貧開發重點縣，社會上統稱為貧困縣。考察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呈現出人口集體貧困，都是外因所致，沒有一個例外。”劉奇說，“在這些發生區域性群體貧困的地方，貧困不是窮人的錯。”
他認為包養條件，外力拿走的太多，給予的太少。
“一方面，外力拿走的太多——農民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成為現代工業‘虹吸’的對象，在國家宏包養觀戰略和馬太效應的雙重影響下，資源、資金包養網、人力等生產要素均向相對發達地區流動，形成對農耕經濟掠奪式擠壓；另一方面，外力給予的太少——貧困地區成為被現代文明冷落、遺忘的角落，與‘備受優待’的城市相比，面對的是惡劣的生存環境、落后的基礎設施和欠缺的公共服務。外力造成的嚴重不公與巨大失衡，使貧困地區的農民在現代社會的博弈中總是處于不利的一面。”
在他看來，“貧困地方的農民只看到國家強農惠農政策的激光，而沒有真正享受到公共財政政策的陽光。激光不斷照射、很強，但是沒有陽光普照。”
與此同時，扶貧領域的貪腐現象也令人震驚。
最高檢發布的一組數字顯示，20包養13年到今年5月，各級檢察機關共查辦涉農和扶貧領域職務犯罪28894人，占包養留言板同期檢察機關立案查辦職務犯罪總人數的22包養網推薦%。
“中央財政的扶貧專項資金，去年是430億。這點錢是老百姓的救命錢。民政的低保是直接發給老百姓的，扶貧資金不能直接發錢，必須要落到項目上。就這400多億，還有很多人打主意。”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洪天云指出。
“農村的貧困問題不是孤立的”
貧困問題何解？各有各的看法，卻又往往殊途同歸。
蔡繼明提出“制度扶貧”，特別是土地制度。多年來他持續關注“土改”話題，“要想讓農民最終脫貧致富，土地制度改革恐怕是包養一個月價錢我們繞不過的一個難關。”他說。
他還提出“城市化扶貧”。“我們現在城鎮化的比例，按照寬口徑是54.8%，但是其中有2.6億農民工進了城沒有落戶，再遷徙沒有定居，他們并沒有真正變成城市人口。”他認為，農村的貧困問題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工業化、城鎮化連在一起。不把大量農業人口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就業，不把已經轉移就業的人口盡快變成城市居民，農民最后脫貧是不可能的。
54.8%的城鎮化比例，把居住在城鎮6個月以上的大量農民工也當作城鎮人口統計，這一群體兩億多人。今年3月兩會期間，包養蔡繼明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接受采訪時就曾表示，這樣的“被城鎮化”統計是不合理的。
在他看來，要從根本上解決那5000萬留守婦女、60包養意思00萬留守兒童、還有3000萬已經進城但經常處于奔波當中的留守兒童的問題，加快城鎮化恐怕仍然是最重要的途徑之一。
他還談到農民的話語權，認同“成立農會提升農民話語權”的觀點。“農民的話語權通過什么呢？工人有工會，婦女有婦聯，農民這個最大的社會群體，并沒有自己的組織。上世紀80年代，杜潤生老先生就向小平同志提過，他說有了農會才能夠為農民說話，小平同志說我們共產黨就代表農民，杜潤生說共產黨不僅代表農民，還代表工人、知識分子、干部，還代表城市人，小平同志說兩三年以后再說，一直到今天……”
“貧困不宜再以縣為單位”
此外，現有的592個貧困縣也值得商榷。
“1994年確定592個貧困縣，為什么現在還是592個？其中不乏有一些縣早已脫貧。有的貧困縣實際上超過了一些中等收入的縣市地區，為什么不能夠盡快把他們從貧困縣的名單里剔除出去？這恐怕也是精準扶貧的一個重要方面。”蔡繼明說，“另一個方面，過去我們之所以確定了500多個貧困縣，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貧困是大面積發生的。一個縣百分之多少人口都是貧困的，我們才確定為貧困縣。現在來看，實際上是小集中，大分散，所以不宜再包養條件以一個縣為單位。”
洪天云在談到貧困縣退出機制時也提到，“到2020年，我們國家不應該再有扶貧開發重點縣，這也是一個難事。為什么是一個難事呢？592個貧困縣，每一年國家專項扶貧資金幾百個億，平包養妹均下來就是5000萬左右。但是，附加在貧困縣上面的財政包養轉移支付和專項補助是3-5個億。為什么大家不愿摘這個帽子，是有好處的包養合約，跟咱們制度設計聯在一塊兒的。誰都不愿意摘這個帽子，那怎么辦？現在廣泛征求意見。”
劉奇則強調，扶貧攻堅，要做好“四個扶持”——維權性扶持、補償性扶持、開發性扶持和轉移性扶持。
維權性扶持，指建立和完善對農民、特別是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體系。劉奇說，“首先我們要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口號政策化、法律化，不能光空說說。其次要實現扶貧立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的法律體系越來越健全，涉及三農的法律就有幾十部，部門規章更多，但是扶貧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法律，還是一個空缺。”
補償性扶持，突出“被無償占有的應給予賠付，被犧牲的應給予補償”。
開發性扶持，除了自然資源的適度開發，還包括貧困地區人力資源的開發。劉奇認為，重點在于“智力”和“體力”的開發。
轉移性扶持，一是實現生產方式的轉移，二是實現生存環境的轉移。
“開發性扶持須兼顧‘智力’與‘體力’”
在闡述“開發性扶持”時，劉奇尤其強調了“智力”與“體力”兩個層面的開發。
其中，包養“智力”的開發，是讓貧困人口充分享受到義務教育，發展、重視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
部分地區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不合理，簡單“撤并”包養網推薦苦了眾多農村娃。有數據顯示，農村小學生學校離家的平均距離為10.83里，初中生離家的平均距離為34.93里。“一方面，農村有的地方沒有學校，另一方面有學校也質量越來越差，優質資源都向城里傾斜。這些地方的教育，概括成六個字，就是‘村空、鄉弱，縣擠’。”劉奇說。
對職業教育，洪天云介紹到，“貧困縣的每一個縣都有職業教育資源，有的是初等職業學校、中等職業學校，有的甚至是有高職，還有職業教育培訓中心。但是絕大部分師資很弱，基本上做不到‘雙師’，好多都是原來學數理化的老師簡單培訓幾個月后，就進入了‘雙師’行業、進行職業教育當老師。過去這一塊資源整合以及重視力度不夠，在實訓基地建設方包養網面差距很大。因此貧困縣的職業教育，學生進到學校以后，就業率包養條件也很低。”
而“體力”的開發，則是保障貧困人口就醫的權利，關注他們因打工而患的職業病并創造職業病治療條件等。
據了解，我國職業病患者80%以上都集中在農民工群體。他們主要來自貧困落后地區，不管什么環境，只要能掙錢就行。另包養網外，這個群體流動性大，勞動關系不固定，也很少簽訂勞動合同，病在哪得的，很難確認，更難獲賠。以塵肺病為例，病死率高達22%。中國600萬塵肺病農民工，無處索賠，根本付不起“洗肺”一次上萬的治療費。
“怎么處理這些問題？在職業病高發地，是否要建一些職業病醫院？”劉奇認為，他們“體力”上的包養網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會包養網比較拖累家人甚至親戚朋友，都變成貧困人口，增加脫貧的難度。
“一個國家的發展，我們不能光看最好的，同樣要看最差的，這才是國家的真實水平。一個很好的比喻是，決定一個艦隊的速度不是看最快的那一艘，而是看最慢的那一艘。國家亦然。”劉奇說。（文/吳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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