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揚州朱自清故居，記錄著這位散文大家凄慘的晚景：1948年8月12日，長期三餐無著的朱自清因胃穿孔而逝世。在世時，朱自清一家寧可餓死也不領美國人的“救濟糧”，他的妻子、齊白石的弟子陳竹隱靠賣血養活家人；臨終時，朱自清全家包養的錢只有6包養網萬元法幣，而彼時因物價飛漲、貨幣貶值，買一斤玉米面就需要法幣100斤。
中國農業博物館，館藏一件高99厘米、重152千克的青銅鼎，鼎腹上部是共計560字的《告別田賦》銘文，其中寫道：“我是農民的兒子，祖上幾代耕織，輩輩納稅。今朝告別了田賦，我要代表農民鑄鼎刻銘，告知后人，萬代歌頌永世不忘。”這位“農民的兒子”是河北靈壽縣的王三妮，“告別田賦”之后，他們家不僅不用再交每年532元的農業稅，還能領到216元的補貼錢。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中央簽署的脫貧攻堅責任書陳列于此，一份份正紅色封面、金黃色黨徽的“軍令狀”里，寫明了2014年的脫貧人口底數和此后每年的年度減貧計劃。2020年底，如山之令一一兌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2023年，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包養配收入達到了16396元。
包養網從貧窮的歷史走來，一步步向著共同富裕的方向邁進。在新中國的任務簿上，讓萬頃沃野遍地流金，讓億萬農民過上富裕富足的好日子是其中的“光榮一頁”。
爭取溫飽的漫漫征程
翻開史書，貧窮與饑餓是相當長歷史時期里中華民族揮之不去的陰影包養網，直至近代仍是壓在黎民百姓身上的夢魘。
1921年，中國共產黨尚未召開一大會議，5月19日的《申報》記載，“今年春天以來，北方持續干旱，饑荒愈發嚴重……記者所到之處，樹皮被剝光吃凈，沿途餓斃者無人掩埋，暴尸荒野。田內禾苗枯死，不見綠色。村鎮人煙稀落，房屋頹敗，一片凋敝景色。”
1947年，近代中國史上黎明前的黑暗時刻，饑腸轆轆的朱自清于7月6日在《大公報》刊文《論吃飯》，其中寫道：“抗戰勝利后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于是學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
1949年8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國人包養每天的食物以克為單位計：糧食572克、油料13包養克、水產品2.3克，全國災民約4000萬人。美國發表《中美關系白皮書》稱：中國發生革命的原因就是貧窮與饑餓，斷言包括即將誕生的新政權在內，不會有任何一個政府能解決如此多人口的吃飯問題。
倏忽七十五載，饑餓已成為遙遠的記憶，溫飽也成為漸行漸遠的詞匯，歷史證明美國所謂的預言實屬夢囈。在任何一包養網個平常的夜晚，廚房里、餐館中，以及外賣小哥的保溫箱里，各色美食滿滿當當。舉頭遙望星空，中國航天員在中國空間站里的中國美食同樣琳瑯滿目，食譜上的主食包養網、副食連同飲料多達百余種。
爭取溫飽，一邊要人人省著吃，一邊要抓緊種糧食。“九二米”“八一面”，就是用100斤糙米或小麥碾磨出92斤白米或81斤白面，保留下更多谷胚來，1年可節約糧食8億斤，多養活200萬人。1949年的中國旱澇不絕、蝗蟲遍地，僅水災一項被淹耕地就超過1億畝，“一五”包養網時期各地大興水利，積極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爭取多打糧。
隨著經濟建設的恢復發展，從戰爭廢墟中走出來的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吃飯、住房、醫療等基本生活條件得到極大改善。如果說城鄉居民收入的統計，因不同時期物價有別，尚不足以說明包養網這種生活的改善，那么人均預期壽命無疑是有足夠說服力的：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50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約36.5歲，到1980年時就達到了“人人年近古稀”的67.8歲。
1979年初秋，湖南長沙縣開慧公社竹山大隊張家塝生產隊馬上要開始“雙搶”（搶收莊稼、搶種莊稼）了。隊員陳云慶到廣東去看望當兵的兒子，此時剛剛回到村里，帶回了一個消息——“廣東那邊分田到戶了”。生產隊長與隊委會仔細追問、連夜開會，確定了“包干到戶”的計劃，張家塝生產隊由此成為湖南第一個實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雙搶”結束后，張家塝隊的社員們家中第一次有了余糧。這股浪潮很快覆蓋整個湖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春風吹散了籠罩在三湘大地上空的饑餓陰霾。
從安徽小崗村到湖南張家塝生產隊，源自農村的改革極大地釋放了生包養網產力，家庭經營極大地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中國人迅速填飽了肚子，徹底地告別了饑餓，“穿暖吃飽”的溫飽夢照進了現實。
包養網邁向小康的奮進腳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解決溫飽問題后，如何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為新的歷史性課題。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田園生包養活的詩意集中體現在鄉村民居上方的裊裊炊煙里。住房，也凝結著億萬農民的小康夢。然而對新中國成立之初相當多的農民而言，居有其所是最真切而又遙不可及的夢。在整個50—60年代，農村大部分人住的是草房、木屋、窯洞或者土坯房，年久失修、漏雨透風者遍地都是。70—90年代，手中有了閑錢的農民，開始急包養切而又樸素地蓋房筑屋，低矮的泥巴房逐漸被磚瓦平房所取代。再到近二三十年，鋼筋混凝土澆筑起很多農村一棟棟兩三層的小樓，在花園式院落襯托下儼然別墅一般。中包養國農民實現了從“憂居”到“優居”，從“移居”到“宜居”的巨大跨越。
住房的變遷折射著農民錢袋子日益鼓了起來。經濟學上，一般用家庭恩格爾系數來衡量生活的富足程度。恩格爾系數即用在食品上的消費占家庭總消費的比重，比值越高，說明錢都花在了吃飯上，日子也就過得越窮。據統計，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我包養網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57.5%，更大規模的農村家庭則高達67.7%。此后，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特別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連續邁過千元、萬元大關，202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降到了32.4%——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界定，即這個比值在30%~40%屬于相對富裕，下降到30%以內即為富足，中國農民距離國際公認的“富足”生活只有一步之遙了。
比起收入總值，消費占比正在發生著的變化，農包養網民收入結構的變遷更為深刻。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時期里，由于重工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農業農村積累向工業和城市轉移，農戶的收入少得可憐，更無結構可言。改革開放后，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開始進城務工，有了工資性收入，包養網且這部分的占比越來越高，及至2013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達到4025元，第一次超過了家庭經營純收入。再到2023年，約2.97億農民工在城務工，月均收入達到包養4780元。
以王三妮鑄“告別田賦鼎”為一張歷史的切片，其背后正是以“逐步免除農業稅”為標志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時代的到來。王三妮一家除領取糧食直補外，還享受新農合、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全免、農資綜合補貼等一系列惠農政策。億萬農民如王三妮家一樣，收入結構中又增加了一份轉移性收入。
一份份收入相加，2023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1691元，其中因各項惠農政策而獲得的轉移凈收入就有4557元。
奔向富裕的美好明天
隨著脫貧攻堅這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的完成，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脫貧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還在后頭。貴州省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花茂村，與土陶相伴40余年的非遺傳承人母先才，將原本40平方米包養的加工坊變為400多平方米的土陶館。花茂村原來叫“荒茅田”，曾經是一個“出行難、飲水難、村民增收難”的典型貧困村。脫貧之后，母先才的土陶館也迎來了新生，實體店的生意很紅火，線上電商和直播包養渠道也是越辟越廣。
20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此時距離《申報》刊登“大饑荒”一文已過去百年，包養距離朱自清在《大公報》慨嘆“吃飯難”也轉眼七十多載。習近平總書記的報告明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就包養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個特征體現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凝結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東梓關在富春江的東岸，錢塘江到富陽而一折，自包養網此以上，為富春江，已經將東西的江流變成了南北的向道。輪船在途中停了一二處，就到了東梓關的埠頭。”1932年，郁達夫從家鄉富陽坐船到東梓關養病，并寫下小說《東梓關》。如今包養，越來越多的人循著郁達夫的文字來到東梓關村，非為養病，而在養心。
得益于浙江“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東梓關村不僅完整保留了古村傳統風貌，而且實現了美麗轉身。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文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東梓關村民打開了向著富裕邁進的大門，發展觀景民宿、富春江攝影、古琴工作室、康養醫德館，日漸豐富的業態給東梓關村帶來了人氣與活力，也為村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收入。
從《禮記》“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愿景，到于謙“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的胸懷，再到孫中山“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的期待，古往今來，中國人追求共同富裕的腳步從未停歇，但幾乎都如遙不可及的夢境一般，從未像今天一樣可以如此真實地觸摸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明天的中國，億萬農民將張開他們勤勞的雙手，與共和國一同擁抱富裕的日子。
195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度被廢除，農民從封建土地關系的束縛中徹底解放出來。
1979年
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紀末我國達到“包養小康社會”的構想。
1991年
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農村工作的決定》，提出要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這一年，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都已小于60%，城鄉居民生活基本上擺脫了貧困包養網，解決了溫飽。
2000年
全國小康生活水平實現程度達95.6%，城鄉居民生活基本實現了總體小康。
2003年
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親自謀劃和推動實施“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即“千萬工程”——從全省4萬個村莊中選擇1萬個左右的行政村進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2006年
廢除延續千年的農業稅，標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轉型新時期。全面實施“金農”“三電合一”“信息化村示范功能”三大工程。
2007年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切實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困難，國務院決定，2007年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12年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
2013年
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強調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
2015年
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已經吹響。我們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包養標、苦干實干，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包養網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2021年
中國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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