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重要國際科技會議的舉辦通常可體現東道國在相關領域的主導性地位，是國家影響力的一種展示。同時，鑒于這些國際會議具有較強的資源聚合能力，里程碑效應也較明顯，可為東道國布局實施相關的國際化科技戰略舉措創造契機。對中國這樣具有舉國體制優勢，同時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而言，申辦重要國際科技會議已被一些機構、部門納入日程。
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人與生物圈計劃”（MAB）領域中包養網站地域覆蓋面最廣、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國際會議，約10年舉辦一屆。會議將回顧總結MAB過去10年的實施成效，討論通過MAB面向未來10年的全球戰略與行動計劃，并發布以舉辦地城市命名的全球宣言。2022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國向UNESCO正式提出舉辦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以下簡稱“第五屆大會”）的申請。同年9月，UNESCO助理總干事致函中國，確認第五屆大會將于2025年在中國舉辦，隨后MAB最高決策機構——國際協調理事會第37屆會議也將在中國舉辦。2023年6月，UNESCO確認杭州為第五屆大會舉辦地，會期為2025年9月22—27日，杭州臨安為國際協調理事會第37屆會議舉辦地。
第五屆大會是這一行業盛會首次在歐洲和美洲以外的區域舉辦，表明中國過去50多年在MAB領域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同時也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中國進一步為全球MAB事業作貢獻寄予了更高的期待。鑒于第五屆大會對中國未來數十年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并致力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國內相關決策、管理、研究和實踐等機構、部門迄今對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及其所處的MAB領域缺乏深入了解，以致難以及時謀劃下一步舉措，本文將對相關背景進行梳理，并分析第五屆大會對全球及中國的意義，據此為國家提供行動建議。
MAB及其落地的舉措
人類發展與地球環境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相關問題解決難度大。有鑒于此，發起并運行大型、長期、跨學科和政府間的科學計劃尤為必要。這樣的科學計劃使人類包養網既能保護自然生態系統和人工生態系統，又能改善自身生計，并發展出適宜于各國社會和文化環境的、可持續的新型經濟增長方式。這是UNESCO于1971年發起MAB時對該計劃賦予的使命定位。截至2024年，MAB已走過了53年發展歷程，成為UNESCO存續時間最長的政府間大型科學計劃之一。
發起之初，MAB共確定了14個面向全球的研究領域，涵蓋森林、草原、濕地、山地與凍原、島嶼、干旱及半干旱區、城市系統、大型工程、環境污染、化肥使用和病蟲害防治、自然區域及其蘊藏的遺傳種質資源保護等，以辨識和研究人類活動對生物圈的影響及生物圈的反饋。隨后50多年間，MAB已衍生出數千個規模不等且主題多樣的研究、實踐和示范項目。其中“自然區域及其蘊藏的遺傳種質資源保護”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并在1976年設立了第一批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經過近50年的發展，目前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已成為全球實施及推廣MAB最重要的工具，其功能定位已不再局限于最初的“服務于自然保護、科學研究、環境監測、理念教育和技能培訓，并促進地方上各人群的參與”，而是進一步強調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據此，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當前可理解為：一國在其主權范圍內申請并經UNESCO批準的特定類型陸地、海洋或濱海生態系統代表性區域，便利在此采用多學科融合的方法，深入理解社會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包養故事變化和相互作用，并采取科學理智的行動，以預防人-地沖突，保護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生態過程及與之相關的文化多樣性，促進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可見，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能為人類應對若干來自資源和環境領域的全球共性挑戰提供“一地一策”且具有啟迪示范性的解決方案，是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展示相關生動案例和創新性包養妹實踐的一線課堂和實習基地。
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網絡化
上文提到，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目前已成為全球實施及推廣MAB最重要的工具，這一功能的實現更得益于“全球網絡化”的體制機制創新。當第一批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于1976年誕生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隨即組建，以滿足各保護區在知識分享、經驗交流、能力建設與項目合作等方面的共性需求。截至2024年9月，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含分布于136個國家的759個世界生物保護區（其中25個跨國境），總面積約766.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億。為進一步聚焦相關國際合作，強化在生態環境、地緣及文化上具有相似性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保護與可持續發展，UNESCO還成立了非洲、阿拉伯地區、東亞、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太平洋地區、歐洲、伊比利亞-拉丁美洲等8個區域或次區域網絡，以及海島與濱海、山地、地中海、北極圈附近歐美地區、洞穴、葡語國家等6個專題網絡。其中，歐洲網絡，建立了18個跨國境甚至跨大洲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為同類之最，顯然是MAB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在協調機制層面的一種創新性探索，以推動生態系統完整性保護并統籌可持續發展。山地網絡，立足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半數以上成員皆屬山地生態系統類型這一現實，通過包養網VIP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這一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機構，與西班牙奧馬尼亞和盧納山谷這一在MAB項目管理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共建技術秘書處，目前正開展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交流計劃，以及青年研究人臺灣包養網員國際實習計劃。
歷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概況
第一屆大會。于1983年9月26日—10月2日在白俄羅斯明斯克舉行，來自52個國家約250名代表參會，其中約126名來自蘇聯以外的51個國家。第一屆大會的召開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從20世紀中葉起，生態環境危機向人類敲響了警鐘，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因其在助力解決相關問題方面的綜合價值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重視。另外，作為當時一個運行超過10年的政府間大型科學計劃，MAB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及經驗教訓，需就自身的進一步發展進行戰略謀劃。為此，第一屆大會回顧和總包養結了近10年有關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建設經驗，并圍繞3個相關主題展開研討，即：自然保護（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在生物地理區系上的覆蓋度和代表性、遴選和管理的指標體系、與其他自然保護地的關系）、科學（自然生態系統中關鍵物種和群落的管理，生態學研究、建包養行情模和預測，全球及區域環境監測）、社會（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與全球自然保護戰略的關系，面向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規劃，本地民眾參與式管理、環境教育和技能培訓）。大會討論通過了《世界生物圈保包養管道護區行動計劃》，為此達成3點共識：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應以全球網絡的形式進行構建和拓展；通過全球網絡獲取知識，以確保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得以有效展示；自然保護與本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相結合具有重要價值。第一屆大會的歷史意義在于，第一次系統地規劃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面向全球的合作與行動，其中“自然保護與本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相結合”逐漸成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核心使命定位。受此指引，中國武夷山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在加強自然包養網VIP保護的同時陸續開展毛竹科學采伐及其深加工、生包養態旅游及有機紅茶生產等社區發展項目，增加了百姓收入，自然保護工作也由此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屆大會。于1995年包養網3月20—25日在西班牙塞維利亞舉行，來自102個國家、15個國際及區域組織的387名代表參會。第二屆大會的主題是“人類社會如何有效協調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參照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原則，以及《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屆大會基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建設與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提出了面向21世紀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塞維利亞戰略》和《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法規框架》，其巨大的影響持續至今，體現在：從理念上，首次將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視為探索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平臺，首次將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并列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重點保護對象。文化多樣性之所以得以強調，是MAB對歷史的借鑒及現實的考量使然，即相對普適的科學須與各地專有的文化環境相融合，以體現包容性并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參與，且這些本地文化中往往蘊藏著經過歷史檢驗的生態智慧和資源保護實踐經驗，對人類解決當前及未來面臨的若干共性挑戰具有實用性和思想啟迪性價值。同時，文化多樣性的加速喪失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急需采取行動。為此，UNESCO分別于2003年和2005年設立了《非物質遺產公約》和《文化多樣性公約》。對文化多樣性保護的重視并發揮其功效，已成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有別于傳統自然保護地的典型特征之一，并在MAB未來制定的一系列戰略與行動計劃中不斷獲得加強。從技術上，重新定義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及其全球網絡的目的、任務、功能、申報條件、審批、階段性評估及撤銷機制等，從而建立了一套行為規范和質量管理體系。這些重要文件的發布，加上MAB取得的其他進展，使MAB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例如，對分別于1976年和1977年獲批建立的挪威東北斯瓦爾巴島和澳大利亞麥夸里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因其特定區域甚至全域無人居住，導致可持續發展功能喪失，故分別于1997年和2011年被撤銷。類似舉措的實施，突出了MAB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特色與使命，使之有別于自然保護區和自然遺產包養地等自然保護地類型。
第三屆大會。于2008年2月4—8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共有105個國家約850名代表參會。第三屆大會的主題是“生物圈的未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支撐可持續發展”。大會特別關注全球環境與發展領域尤其是氣候變化帶來的三大新挑戰，即：全球氣候的快速變化，已影響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加速喪失，已影響生態系統為人類社會提供服務的能力；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已明顯導致環境出現快速變化。大會進一步強調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在探索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價值，尤其是在應對上述重大挑戰、學習可持續發展相關理論和實踐、檢驗相關政策有效性等方面的地位。同時，大會還肯定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在促進參與式對話、知識共享、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的能力，從而有助于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第三屆大會最重要的成果是討論通過了《馬德里行動計劃（2008—2013）》，以進一步落實《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塞包養網車馬費維利亞戰略》。為此，德國沙爾湖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將氣候變化相關主題納入區域土地利用和自然資源管理的長期規劃中；并在德國聯邦資金的支持下，通過多方參與的方式，實施了具有全球示范意義的氣候變化效應減緩及適應項目，為保護區各利益相關者賦能。
第四屆大會。于2016年3月14—17日在秘魯利馬舉行，這是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第一次在歐洲以外的區域召開，且規模空前，來自120個國家約1500名代表參會。第四屆大會的主題為“面向下一個十年新愿景——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支撐可持續發展”，其以2015年通過的《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巴黎協定》為指引，圍繞UNESCO于2015年通過的《MAB戰略（2015—20包養合約25）》的4項戰略目標展開討論，即：保護生物多樣性，恢復和增包養俱樂部強生態系統服務能力，促進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推動建立與生物圈和諧共生的可持續、健康和公平的人類社會、經濟形式和充滿活力的社區；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可持續性科學、可持續發展教育及能力建設的發展；支持各種有助于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及其他有關全球環境變化的行動。大會最重要的成果是通過了《利馬宣言》和《利馬行動計劃（2016—2025）》，其中鮮明地體現了《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巴黎協定》、綠色經濟等議題。在韓國國際合作署的資助下，尼日利亞奧莫世界生物圈保護區2013—2017年開展了以蘑菇種植，蔗鼠、蝸牛和魚類養殖為特色的綠色經濟發展項目，以增進當地經濟社會福祉，并鼓勵與可持續發展實踐相關的技能學習和知識積累。該項目已取得了成功包養網，并開始包養被應用于乍得湖流域周邊國家。
第四屆大會取得的空前成功離不開秘魯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鑒于第四屆大會在全球包養價格參與度及成果產出等方面的表現大幅超出預期，參會的UNESCO官員及部分代表希望亞洲地區在2025年前后能舉辦“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等MAB領域重要活動。
第五屆大會對全球的意義
顯著提升MAB的全球參與度與國際影響力
回顧MAB的歷史，參與國數量、體量、在區域和全球的代表性對該政府間大型科學計劃影響力的提升具有決定性作用。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MAB成為美蘇兩大陣營維持戰略溝通的一座橋梁。根據1972年美蘇在莫斯科峰會上達成的包養環境保護合作協議，數十個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在兩國分別得以建立。通過結為姊妹保護區等形式，雙方實現了科技人員和自然保護工作者間的互訪交流及信息共享。以此為背景，1983年在明斯克舉行的第一屆大會順應了當時維護世界和平、共同保護地球生物圈并開展對話與合作的國際主流期待。在該屆大會中，來自蘇聯陣營以外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克服政治因素造成的國際旅行障礙，成功穿越了“冷戰”形成的“鐵幕”；大會討論通過了建立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全球行動計劃，體現了當時國際社會共同的意愿及努力，具有鮮明的時代政治意義。該時期的MAB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總結為：系統規劃面向全球合作與行動，并兼具和平使命的“明斯克模式”。
隨后的3屆大會充分體現了在國際關系相對緩和，并在以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全球行動導向的背景下，以西班牙為代表的、在MAB領域表現活躍的發達國家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進而為國家未來發展開辟更廣闊國際活動空間的一種戰略思維。該時期的MAB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總結為：致力于可持續發展并為國家帶來外交收益的“伊比利亞模式”。該時期，西班牙等國依托拉丁美洲與歐洲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緊密聯系，加上西班牙長期以來借助其主導的面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對包括秘魯在內的拉丁美洲MAB事業投入了大量資源，使得第四屆大會取得的成效比以往大會更進一步甜心寶貝包養網，確保了MAB的參與度和影響力在拉丁美洲獲得大幅提升，強化了“伊比利亞模式”的印記并維持至今。
鑒于亞洲在生物地理、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方面的代表性和復雜多元性，其已成為全球實施和推廣MAB的重要區域。實際上，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中大部分區域網絡和主題網絡都與亞洲密切相關。近幾十年來，亞洲在國際經濟政治中充滿活力，同時有條件、有意愿參與國際上涉及環境和發展的議題，如發起了“一帶一路”等若干面向區域和全球的重要倡議。因此，第五屆大會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舉辦，將是體現MAB全球參與的里程碑事件，它將為該政府間大型科學計劃的發展帶來新氣象，使之繼續發揮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力。
推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近些年來，國際形勢發生了快速而重大的變化，導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不容樂觀。根據聯合國2023年發布的報告，在約140個可評估的具體目標中，半數中度或嚴重偏離預期；30%以上毫無進展，一些甚至跌破2015年設定的基線。若可持續發展相關進程再止步不前，全球最貧困、最脆弱的人群將首當其沖。對可持續發展目標進行梳理后發現，MAB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可對其17個目標中的7個提供直接的支撐，即：無貧窮（目標1）、零饑餓（目標2）、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目標6）、可持續城市和社區（目標11）、氣候行動（目標13）、水下生物（目標14）、陸地生物（目標15）。UNESCO擬利用第五屆大會召開的契機，以即將討論通過的MAB面向未來10年的戰略與行動計劃為指引，將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打造為引領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取得明顯進展的示范平臺。
第五屆大會為中國創造的機遇
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新發展理念和模式的認知。為統籌解決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中國在經濟建設取得一定成就后，與MAB核心理念（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高度契合的生態文明理念獲得了長足發展。2007年，生態文明被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2012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大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后，從制度、政策和行動等層面予以落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效，并在國際上獲得了積極回應，如“生態文明”被寫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發布的《昆明宣言》。然而，中國立足于生態文明形成的國家發展理念和模式與國際社會的普遍認知還存在明顯差距，中國在MAB領域開展的工作也尚未得到國際同行的深入了解。因此，以“兩山”理念提出20周年為契機，在該理念的發源地——浙江舉辦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將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個從MAB角度近距離觀察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成效的機會，從而促進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相關領域的交流互鑒，從生物圈這一整體性視角共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未來。
吸收和借鑒國際社會在自然保護地建設領域的創新性理念和實踐包養網。當前，中國正加快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隨著這一事業的深入推進，新的問題和挑戰日益凸顯，包括：如何協調局地社區更高發展訴求與嚴守事關全民利益的生態紅線間的關系；如何對支撐了中國40多年經濟社會高速發展而受損的自然生態系統進行有效修復；如何建立現代化的、能適應中國復雜國情的法律和行政體制，以規范有關各方在自然保護地建設和管理中的職責等。作為一項歷史悠久的政府間大型科學計劃，MAB自發起時便關注上述議題并依托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和案例，并深刻地影響了處于重大轉折期的中國自然保護區發展進程。鑒于第五屆大會規模空前且代表來源多樣，同時將安排主題豐富的互動形式，其舉辦將為當前處于改革深水期的中國自然保護地建設事業提供多樣的交流學習機會，節省自身的試錯成本。
培養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領域國際化人才隊伍。回顧過去數十年國際上有關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領域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出臺過程，可發現中國發揮的引領作用還有待提升，人才缺口成為其中的瓶頸問題。過去50多年間，包養價格MAB通過數以千計遍及全球各地的項目及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培養了規模可觀的國際人才隊伍。限于歷史條件，中國還未能充分挖掘利用MAB在此方面的潛力。與以往4屆大會不同，第五屆大會從申辦、籌備、正式召開及后續落實MAB面向未來10年的戰略與行動計劃等各個環節已/將獲得中國投入的大量資源的支持。這一支持行動將持續10年以上，涉及大量雙邊或多邊協調聯絡工作及若干重大國際合作項目的執行，因此將形成對我國有利的國際人才培養平臺。
建議國家及相關機構采取的行動
在MAB的語境下向國際社會闡述生態文明理念。發展以科學為依據、以實踐為引領、觸及面深入廣泛的闡述體系包養網，是生態文明理念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知和接受的必要條件。作為“實踐中的生態學”的典型代表，MAB觸及社會發展及國家治理中的若干核心議題，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研究和實踐探索方面具有50多年的積累。在黨和國家政策及MAB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具有創新性的案例包括：包養合約提出并在武夷山、黃山等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應用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方法，定量計算了相關地域自然生態系統為人類生存與發展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的實際價包養值，從而在理論和實踐上闡明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科學內涵，上述核算方法已被聯合國納入最新國際統計標準環境經濟核算體系中；依托中國在2013—2020年實施的脫貧攻堅戰及相應在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配套的激勵性政策工具，高黎貢山突破傳統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社區發展模式，通過跨省份幫扶等多方合力的方式，實施以生態和民生同步改善為目標的移居計劃，著力構建人-地和諧的大社區。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深入研究總結中國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中的類似案例，并加強與UNESCO等機構合作，借助第五屆大會不斷推出MAB和生態文明的聯動性成果，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參考借鑒。
加強跨部門協同，制定并出臺中國在MAB領域新的國際化戰略。1978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的戰略構想在于，通過這一跨部門的機構開展對我國有利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當前，隨著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步伐的加快，國內各相關單位也在遴選和培育新的國際合作增長點。借助第五屆大會召開之機，建議MAB在中國的牽頭單位——中國科學院進一步組織協調國內多個參與該計劃的機構、部門：根據國家總體外交戰略需要，并借鑒德國、西班牙和法國等國的經驗，圍繞MAB建立一套更加協同聯動的工作機制，整合各相關單位在專業、體制和外事等領域資源，強化MAB在國家層面的總體規劃和組織水平。同包養條件時，在MAB面向未來10年的戰略與行動計劃獲得通過后，建議中國科學院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專家展開研討，盡快制定并出臺中國在MAB領域面向未來全球發展議程的國際行動戰略。
深化與MAB領域國際同行的交流與合作。MAB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是一套有助于南-南及南-北交流與合作的工具。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借助東亞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及東南亞生物圈保護區網絡開展了較多交流活動，但還未觸及其他更多的區域網絡與專題網絡；MAB領域的國際同行對中國開展的工作缺乏深入了解，也難以達成合作。建議利用第五屆大會形成的主場優勢，充分發揮UNESCO的橋梁紐帶作用，與各國同行加強溝通交流，其中尤其要面向各區域網絡及專題網絡的牽頭國家開展對接。具體形式包括共同組織研討會與培訓班，促進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之間的互訪，締結伙伴關系及聯合發起人才培養計劃等。在此期間，可充分發揮國內各相關機構業已構建成熟的國際合作網絡，如中國科學院的境外機構、“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中國科學院國際交流計劃（PIFI）等。
從經費、智力和技術上加大對MAB國際化事業的投入。基于對即將出臺的MAB戰略與行動計劃的理解，建議利用中國集聚的科技優勢，通過技術支持、能力建設和發展援助等方式，為發展中國家建立新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提供協助，增強全球網絡在生物地理區系、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模式上的多樣性和代表性。同時，與UNESCO及相關國家加強合作，對全球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發展現狀及未來趨勢開展一線調查研究，收集整理MAB在過去50多年發展歷程里積累的資料，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手段，構建相關基礎數據集成與分析平臺，強化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作為全球公共產品以支撐決策和管理的功能。為實現上述構想，建議我國參照德國、西班牙等國的經驗，委托中國科學院牽頭發起有關MAB領域的大型國際科技合作項目，并參照中國與西班牙共建的世界山地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技術秘書處的模式，與MAB包養網單次領域積極活躍的發達國家合作伙伴建立長期性的運行實體。其中，“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綠洲生態系統韌性的維持及增強，氣候變化影響下的糧食安全、災害預警與防控，以及新一代移動互聯網技術賦能社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等基礎性社會發展需求，可考慮作為未包養金額來優先工作方向。
（作者：先義杰、房強、劉寧、陳向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秘書處 中國科學院國際合作局；莊巖，中國科學院國際合作局；王丁，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秘書處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韓群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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